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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逻辑:源自古汉语赠予古希腊 (转载)

发布日期:2019-08-01 05:0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作为人的思维的内容与方法,知识和逻辑均根植于“深层意识机能”,它须由表意文字(汉字)来承载和承传。至于表音文字——这里主要指18世纪前的西方文字——所包含的,与知识与逻辑毫无瓜葛,而来自“浅层意欲机能”的感觉,其特点是个别性、本能性和排他性。再说,由于人的声音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皆处于恒变状态,它和它所含的信息也都不能可靠播送;如果诉诸文字却徒然增加“负能量”——鸡同鸭讲、鸡声鹅斗、强词夺理、强人所难,以致争吵不休、冲突不止,这就是16—17世纪的欧洲陷于宗教战争、而不可和解的症结之一。

  从17世纪晚期,西方从“汉字密码”中摘得“表意内涵”,包括语义、知识和逻辑等,因而其字母表音文字则由“发音符号”变为“知识符号”;这样,西方人便使用如此“中体西用”的新文字(英文、法文和德文等),基于“东学西渐、中学西被”之厚积,塑造现代西学和伪造“古典西方”。19—20世纪的西方中心论便把它变成“古已有之”的专属,反而污蔑其余人类——尤其是中国——没有逻辑,是思维缺陷。

  图解:表音文字(左上)包含和表达“本能信息”——欲望、意欲。表意文字(右上)包含和表达“思维信息”——意识、知识。因此,在其于17世纪晚期开始寄生于“汉字表意”之前,西方表音文字没有知识与逻辑的成分。人类知识及其表达与推论方式(逻辑和相关符号),总源于《易经》,而通过汉字传导的。

  〔假逻辑:A.亚里士多德(19世纪成型)〕←〔真逻辑:B.莱布尼茨(逻辑学之父,17世纪末)← C.“汉字表意”(所有西方知识与逻辑的主要来源)〕

  C=Chinese(汉语);A=Aristotle(亚里士多德);B=Bouvet(白晋:法国数学家、赴华耶稣会士,把《易经》和表意汉字、以及两者所包含的“原逻辑”,介绍给莱布尼茨)。

  莱布尼茨……寻求有关中国的思想和语言文字的信息。……1697年之后不久,他与耶稣会士白晋(Joachim Bouvet, 1656—1730年)开始了最有趣的关于中国哲学的信件交流;尽管在1702年之后中断联系,令他非常沮丧,但莱布尼茨对中国的兴趣从未减退,倒是贪婪地反复解读已得到的中国资讯。……莱布尼茨和一些学者分享这样一个信念,即:汉字系统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结构,由此,便找到了一把易于掌握汉语的钥匙。

  有了这个逻辑了不得,不仅可以解码汉字,而且通过解码汉字,它便成为打开知识宝藏的钥匙。正如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罗伯特·克恩所言:“汉字……反映世界的逻辑秩序,乃至使发现真理成为可能。”

  美国历史学家芒杰利略说:“为了回应欧洲寻找“汉字秘钥”(Clavis Sinica),白晋认为……伏羲不仅发明了汉语钥匙,而且是‘所有知识的真正钥匙’(true key to all knowledge)。”

 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安戈(J. Marshall Unger)说:“由于汉字显然是表意的,任何人能找到破译的钥匙,他就会拥有非常宝贵的知识。”

  为什么说莱布尼茨是“逻辑学之父”?怎么不是亚里士多德?这是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克拉伦斯·欧文·刘易斯(Clarence Irving Lewis)论证的——“刘易斯的(逻辑)历史的开创者不是亚里士多德,而是莱布尼茨;(换言之),逻辑与逻辑符号开始于莱布尼茨。……正是莱布尼茨提出了‘通用语言’的计划,旨在表达科学和作为‘普遍演算’的推理。”……此外,刘易斯还说,逻辑符号的媒介是“表意象征”(idiographic symbolism);“逻辑是运用‘表意象征’表示精确科学的通用方法。”

  还有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斯科尔茨(Heinrich Scholz)称道:“莱布尼茨是逻辑学与数理逻辑之父”;“莱布尼茨确实是现代形式逻辑的鼻祖”;“……逻辑演算的正式语言叫做‘莱布尼茨语言’(Leibniz language),……以致现代逻辑意识已经成为‘莱布尼茨逻辑遗产’(the heritage of Leibnizean logic)”。

  西方逻辑的源头在中不在西,其首创者当然不是伪亚里士多德,而实实在在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的莱布尼茨。所谓的“莱布尼茨(逻辑)语言”,也就是“汉语表意”。正如北密歇根大学名誉教授凯尼尔(Kurt von S. Kynell)指出:“莱布尼茨通常被认为是‘符号逻辑之父’,……它是表意汉字式的通用语言结构和确定公式。”

  李约瑟确认:“莱布尼茨之成为符合逻辑与数理逻辑之父,是因为他的成就来自表意性质的汉字的激发。”

  在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,“古希腊”及亚里士多德“手稿”,都是神职学者伪造的。彼得吕斯·拉米斯(1515—1572年)说:“亚里士多德的一切都是伪造的或虚假的”(the thesis that everything in Aristotle was forged or false)。由于那时的西方文字是神学性的(没有关于“人”的合理表意),“古希腊”与基督教构成欧洲进步的双重障碍,若不加以清除,则不可能发生科学~工业革命。即:“在培根影响下的近代科学通常伴随着反经院学派的斗争,……谴责亚里士多德,把他看作是进步的大敌(the arch-enemy of progress)。”

 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鲁本斯坦也说:在17世纪的欧洲,对于试图掀起科学革命的新派人物(伽利略、培根、笛卡尔、牛顿……)来说,“亚里士多德不是灵感,而是敌人”(Aristotle not as an inspiration but as an enemy)。另据英文版维基百科:在现代早期,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,全是过时的、经院派的和错误的(Aristotle came to represent all that was obsolete, scholastic, and wrong)……。在1632年,威廉·哈维通过展示血液循环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谬误。

  尽管主要是在19世纪,所有的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“古典著作”都被用新语言、新思想进行改造或改写;但它们充其量是作为西方中心论的“优秀遗产”和“话语霸权”,而与实际的科学发展则是背道而驰的。正如哲学家杜威所说:亚里士多德是“现代科学的大敌”(arch-enemy of modern science)。

  在美国哲学家柯日布斯基(Alfred Korzybski, 1879—1950年)看来,“亚里士多德是科学思维和一般理智的死敌。”

  诺贝尔奖得梅达沃(Peter Medawar)称:“在20世纪,亚里士多德仍然代表着真正科学的敌人。”他所著的《纯净的17世纪》陈述:亚里士多德是编造的“一个奇怪的、一般来说是令人厌恶的传闻,一个有缺陷的观察和一厢情愿的想法,而人们则过于轻信之……”。

  至于被捧上天的“亚里士多德逻辑”,那是现代西方学者利用“莱布尼茨逻辑语言”加以改写的结果。也就是上文所说的:A.亚里士多德←B.莱布尼茨←C.“汉字表意”。

  汉堡大学教授格拉斯霍夫(Klaus Glashoff)论文《莱布尼茨语义学内涵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》透露端倪。其中写道:“莱布尼茨……对外延与内涵的精确定义……为三段论逻辑的解释打下了可靠基层;……为亚里士多德普遍命题提供了语义学之定义,提供了可能性;……莱布尼茨的概念作为思想的通用工具,被用于构建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内涵模型。”

  第一、逻辑所基于的文字符号,不是表音的,而是表意的(汉字是唯一的表意文字)。

  美国维拉诺瓦大学教授罗兰·豪德强调,表意文字是通用语言、科学语言和逻辑符号的基础。他解释现代逻辑系统是如何从莱布尼茨开始的:

  如果能设计出适合的符号系统,这将有可能构建一种通用语言;后者是表意的,每一个符号都是一个单独的含义……。这种语言完全没有歧义,是一门完美的科学语言;它将提供一套完整的推理演算,并且就像组合艺术一般地构成一部知识百科全书。

  如上所述,纯粹的西方表音文字,也就是15—17世纪欧洲的文字,只是发音符号,而且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几乎不能传播;它所包含的意思只限于个别性、本能性和排他性的,绝无“人类的共同认知”。后者乃表意文字(汉字)之属性,即“汉字密码”——表意与写意、含义与定义、概念与理念、思维与思辨、普遍性与抽象性、形而上与形而下、逻辑与逻各斯……。

  那就是为什么莱布尼茨等欧洲精英要把“汉字内涵”移植到西方文字之中,使它从“表音符号”变为“知识符号”。因此,只有表意文字(汉字)才具有逻辑成分,而西方文字原本则只是“音标”;后者从17世纪末,开始从“汉字密码”里摄取“表意内涵”。因此,从某种意义上讲,现代西方诸文字只是“汉字表意”的符号。

  第二、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莱布尼茨从“汉字表意”提取通用语言与逻辑符号的成分?

  印度哲学家穆尔提(K. Satchidananda Murty)指出:“表意汉字可能使莱布尼茨想到了逻辑符号。”

  古汉语及汉字文献中蕴藏着原生逻辑,这莱布尼茨感兴趣的。汉学家、澳门大学教授梅勒(Hans-Georg Moeller)说:

  莱布尼茨同样很欢迎中国的语言与逻辑。……莱布尼茨勾勒出基本的数学与逻辑模式,他认为,这些在中国古文献中早已表达了,至少是以初步的形式,即最初是在《易经》的阴阳关系的原理中映射出来。莱布尼茨还认为,汉语书写系统是表意的;因此,它是人类通用语言与文字的最佳候选者。这种语言文字不会与特定语音相捆绑,而是超越它们来表达普遍共享之思想。

  伦敦大学教授斯彭德从西方宗教传统的角度来论证,即:“莱布尼茨这一计划,即建立在表意汉字基础上的通用术语,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符号逻辑与生成语法。它们都是试图回归伊甸园的原初语义,即回到文字与物体的彻底一致上;那是神性的标识语言,而后则发生语言堕落——变乱口音、混乱争吵的“巴别塔之劫”。

  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授达塞克(Val Dusek)在其所著《物理学的整体思维的启示》一书中指出,西方逻辑及数理逻辑直接来自莱布尼茨,而间接源于表意汉字。他写道:

  对于莱布尼茨来说,他是命题符号、逻辑和数学逻辑的发明者。两百年后,弗雷格、罗素、怀海德和皮尔斯在莱布尼茨的基础上,重新改造而扩展之。宇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逻辑演绎系统,对于上帝来说,所有的真理皆能凭借逻辑定义来确认……。

  莱布尼茨设想了“通用文字”(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),那是一种数学语言,所有的学科都可以被公式化。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皆用符号逻辑的理想语言来解释哲学这一方法,同样来自莱布尼茨。

  莱布尼茨认为,这是一种语言,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在其中达成统一,所有的争端都可以在其中得到化解。……莱布尼茨的理想是,万物皆可由相应的符号来表示,并且能向读者直接揭示万物之本质,这就是中国表音文字(汉字)。……中国表音文字原本就与万物的本质密切相关和精准一致,它代表着华夏先哲对万事万物的直接洞察,而不受(时空变迁)所腐蚀和变乱。

  图:莱布尼茨利用《易经》推演出逻辑系统和二进位数学,后者是现代电脑的基础。

  西方中心论对中国的歪曲是非理性的,毫无道理的。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教授络德睦介绍道:

  汉语不是表音的,而是“用符号标识思想本身”;这竟成为黑格尔定性汉语“不成熟”的证据,说它没有达到西方语言的高度。……马克斯·韦伯也持这种论调,他观察到,“中国人的思想一直停留在绘画和描写上。”和黑格尔一样,韦伯确认了这个“不幸事实”的悲惨后果,即:“中国人无缘于逻各斯、定义和推理的力量”;……“逻辑的概念迥异于中国思想”……。

  然而作为反例,请考虑一下莱布尼茨,一位优秀的中华爱好者;对他来说,表意(而非表音)的汉字则是人类通用语言的启蒙工程的蓝本,它就像代数符号一样地可以直接交流思想。

  才一两代人光景,正在加倍吸收儒释道的康德和黑格尔等人,便过河拆桥、盗憎主人;倡导西方中心和种族主义,贬低中国的一切,说中国语言与思想低下,产生不了哲学和逻辑。这些都已变成了“西方话语”,却被西化华人奉为至理名言。

  妖魔化中国的西方中心论本身就是“妖魔”(歌德剧本中的背神从魔的浮士德)。为了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,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历史背景:

  蒙古征服、郑和远航、陆海丝路和技术传播等开始联通世界,开启海洋时代。“天时地利”的转移改变了西方的命运——从远离文明中心的极边,变为“全球通衢”和最佳“地缘政治”,这就使西方有可能荣登现代文明之中心;亦即,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发明机制在新形势下“从量变到质变”,并且在更适宜或更通达的地理环境中——欧洲——发生“井喷”(爆炸性发展)。

  西方不失时机、不择手段地聚敛古今世界成果与财富,从而站在“历史巨人”的肩上,成为“文明的暴发户”。进而,为了永远宰制世界,西方便贪天功为己有,编造“黄金家谱、优异禀赋”,要在精神上凌驾于其受害者。

  然而实际情况则是,越是被标榜的“西方性”差不多越是“中国性”,包括文字与文学、科学与哲学、制度与国政等。原先的西方是“神的社会”,窒息人为人智,因而是原始停滞。在其宗教战争濒临毁灭之际,所幸赴华传教士改为“取经”,利用中国文化“启蒙欧洲”,使之成功转型,从而进入“人的社会、人的文明”,其内容几乎都是中国的。

  就拿18世纪的德国来说吧,其国王腓特烈二世拒绝使用德语;后者还是低劣土话,以致依靠印刷术形成的文字也不胜任于正规写作。到该世纪末,莱布尼茨的弟子沃尔夫首次使用德语讲中国哲学,这标志着德语(德文)迅速成长——它继法文和英文之后而寄生于“汉字内涵”(定义、概念、范畴和推理等)。

  新兴的德文通过三个途径撷取“汉字内涵”:1.穆勒的“汉字秘钥”(Clavis Sinica),即通过耶稣会士的翻译获得“中国知性”;2.莱布尼茨通过移植“汉字表意”(语义、概念、雅言),把西方文字从发音符号变为“知识符号”;3.歌德凭借被翻译的汉语文献,建立“世界文学”资料库,用来书写西方及希腊文学。

  逻辑只是思维方法或工具,如果把它当成思维本身、甚至当成“智慧”,那是很愚蠢的。逻辑有很大的局限性。首先,逻辑与创新是两回事;若是执著于逻辑,反而阻碍创新——创新就是突破逻辑。爱因斯坦说:“创新不是由逻辑思维带来的,尽管最后的产物有赖于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构。”其次,逻辑与情感是矛盾的:太讲逻辑的人,则“不近人情”;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,那才是“智慧”呢!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,即逻辑只适合于处理“死物”(能够掌控的对象),而不胜任于应对“活物”;后者如战场、商场、官场、赌场和清场,所以爱因斯坦风趣地说:“万有引力可无法对坠入爱河的人负责。”

  古代中国是万物众生之共存而永续,相对来说是“全活”,所以逻辑的用途较小;而今之客观世界则是“半死不活”——生物圈已被捆绑、任人宰割,所以逻辑大显身手。

  《孙子兵法》是应对“活物”(战场)的智慧,它基于逻辑而超越之。而逻辑的源头《易经》则告诫人们“不要执著”,即:“……为道也屡迁,变动不居,周流六虚,上下无常,刚柔相易,不可为典要,唯变所适。”其中“不可为典要”说的就是,不要执著于死公式或死逻辑。再完美的逻辑或公式都不能执著。《道德经》曰:“天下神器,不可为也;为者败之,执者失之。”

  举例来说。《孙子兵法》曰:“上兵伐谋,其次伐交,其次伐兵。”分别对应于20世纪的中国(伐谋、超逻辑)、俄国(伐交、超逻辑)和德国(伐兵、太逻辑):德国,执著于克劳塞维茨的逻辑——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,战争自身需要使用最大的暴力来争取胜利(以暴易暴、永无和平);德国缺少外交智慧,两次世界大战都输在“两线作战”这一兵家大忌上。俄国,在这方面要聪明得多—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,它成功地化解受到德日两强夹攻之态势,即分别通过对华和对德盟约,把战祸引向他方(1937、1939年);但它弄巧成拙,因而陷于德苏战争(1941年)。这两国较之中国的“战国策”乃小巫见大巫,尽管在实力上则是相反的。中国,在大边疆上受害于俄熊,不亚于倭寇;但经过大半个世纪的“伐谋伐交”,加以扭转,几乎是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——先是从被瓜分的命运变为“战胜国、联合国”,再是通过合纵连横与局部涉战,而变为冷战的真赢家,和平崛起。

  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国和平智慧的一个方面或缩影。中国古人在思维上是“基于逻辑而超越之”,只是由于“超逻辑”的部分太大,而使今之西学人士如盲人摸象,找不到“逻辑”。相对于绝大多数的现代学者看不到中国传统的逻辑与“超逻辑”,后者则令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等少数人惊叹。德里达说:“由此,在所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发展之外,我们见证了一种强大的文明运动。”(we thus have the testimony of a powerful movement of civilization developing outside of all logocentrism)。

  我们的结论是:逻辑≠思维≠智慧;逻辑<思维<智慧。都是基于中国表意文字之通用性与抽象性,逻辑是“数点连线”的推理,思维习惯于“线性”,而智慧则要求前两者在整体、有机、多维、动态中展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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